【南方能源观察】面向2035年的能源安全：新挑战、新冲击与新格局

南方能源观察全文较长，建议收藏阅读~未经许可严禁以任何形式转载 微信号：energyobserver 欢迎投稿，投稿邮箱： eomagazine@126.com中国人民大学全球能源战略研究中心 在全球竞争格局深度重塑与国内能源低碳转型同步推进的背景下，能源安全的内涵正经历着从“供给能否满足需求”向“体系能否持续协调”的根本性转变。传统意义上的能源安全主要聚焦于资源供给的稳定性与可获得性，其核心在于保障经济增长所需的能源总量。然而，随着国际局势、产业结构与技术体系的深刻变化，单一的供给保障逻辑已难以适应当下复杂的安全格局。能源安全的关键，正在从数量层面的“有无之安全”，转向结构层面的“协调之安全”和制度层面的“持续之安全”。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能源体系从阶段性安全保障向系统性安全治理转型的关键时期。能源安全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识别和应对新挑战与新冲击。所谓“新挑战”，主要源于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与外部环境的制度不确定性。一方面，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新能源虽快速增长，但储能能力、系统灵活性和市场机制尚不完善，难以完全承担替代性角色；另一方面，全球能源供给链在地缘冲突与规则重塑中加速碎片化，绿色补贴政策、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成为新的国际竞争工具，能源安全正面临从资源竞争转向制度竞争的新局面。 与此同时，“新冲击”正由需求侧的技术革命触发。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数字化浪潮正重塑能源需求的规模、结构与节奏。AI的算法演进、模型训练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呈指数级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能源负荷密度与用电峰值压力。这种趋势意味着，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将从“硬脱钩”转向“软脱钩”，能源需求的稳定性、灵活性与韧性成为未来安全体系的关键考验。 面对新挑战与新冲击，必须以制度创新和系统性治理为核心，构建面向2035年的能源安全新格局。这一“新格局”并非对现状的延续，而是一个主动应变、系统重塑的过程：通过顶层设计与制度协同，实现“源—网—荷—储—算”一体化布局，推动市场化改革、价格机制优化、财政与金融创新、科技与产业升级，以及国际合作与规则共建的深度融合。唯有以制度保障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全球协作为支撑，才能在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和内部结构性约束的同时，实现安全、绿色、高效、智能、开放的能源体系转型。 01新挑战：供给侧结构性瓶颈 与外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面向2035年，中国能源供给安全面临两类新的系统性挑战：一是来自内部结构与制度层面的深层约束，二是国际政治、经济与绿色规则重塑所带来的外部不确定性。在能源需求持续增长、AI等新兴领域迅速吸能的背景下，这些挑战的叠加使供给体系的脆弱性和复杂性显著上升。 （一）内部约束：结构失衡与制度瓶颈并存 第一，资源禀赋约束依然根本存在。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煤炭仍是支撑能源安全的基础性能源，在电力供应与调峰保障中发挥“压舱石”作用。但随着“双碳”目标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压力不断加大。石油对外依存度长期维持在70%左右，天然气约为45%，在全球供应波动和地区冲突频发的环境下，进口稳定性成为潜在风险。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但储能、灵活性调节与备用体系尚未形成有效支撑，新能源尚无法完全承担系统替代性角色。 第二，区域供需错配与系统运行成本高企。我国能源资源开发与消费空间分布不均，西北地区风、光资源丰富但本地消纳能力有限，东中部地区需求密集而土地与环境约束趋紧，形成“西电东送”等大型跨区域资源配置工程。跨区输电通道能力受限、受端电网承载不足，不仅提高了系统调度成本，也造成碳排放责任分布不均，制约了区域能源一体化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进程。 第三，市场机制建设尚处于“初成未优”阶段。电力市场化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但资源配置功能仍不完善：中长期合约占比过高、现货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作用有限；辅助服务市场建设滞后，灵活性资源激励机制薄弱；部分地区电价形成仍受行政干预，交叉补贴扭曲真实成本信号。同时，“电—证—碳—储”多市场之间尚未实现有效衔接，交易体系碎片化，限制了要素在全国范围的优化流动。 第四，投融资机制的可持续性不足。新能源产业经历政策驱动的高速扩张后，补贴退坡与收益下降叠加，部分项目投资回收周期拉长、内部收益率下降，社会资本进入意愿较弱。现有财政支持体系偏重阶段性补贴，缺乏长期、稳定的激励机制；绿色金融体系尚不完善，金融机构风险定价能力不足，对储能、氢能等新兴领域缺乏成熟的投融资工具。这使得能源系统更新、技术迭代与产业链升级的动力减弱。 第五，能源系统数字化带来的新型安全风险日益突出。随着新能源占比快速上升，电力系统的电力电子化程度加深，系统惯量下降、稳定裕度收窄。与此同时，从智能电网到虚拟电厂，从大规模数据传输到算法调度，能源系统的数字化与网络化程度快速提高，使网络攻击、算法失灵和系统误判的风险增加。建立完善的网络安全标准、分级防护体系与应急冗余机制，已成为能源供给安全的必要组成部分。 （二）外部挑战：地缘政治与制度竞争叠加 全球能源供给链正处在深度重组之中，地缘冲突与制度竞争交织，使外部风险成为影响中国能源安全的关键变量。 首先，能源贸易体系加速碎片化。地缘政治冲突、制裁与贸易壁垒不断升级，国际能源市场趋向区域化、分裂化，全球流向更易受政治事件影响。关键矿产如锂、镍、钴、稀土等战略性资源价格剧烈波动，供应集中度高、替代性弱，使新能源产业链暴露出更高的外部依赖性与脆弱性。 其次，绿色规则重塑全球竞争秩序。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和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RA）将能源政策与产业政策绑定，通过碳定价、税收优惠和补贴制度构建新的国际竞争体系。这些措施一方面推动了全球绿色转型，另一方面却构成了新的制度性壁垒，对中国能源装备、制造业与出口型产业形成倒逼。 再次，碳定价与绿色金融体系分化加剧制度摩擦。不同国家在碳核算标准、碳税机制、绿色金融分类体系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国际规则缺乏协调性。中国在全球碳市场与绿色投资领域的话语权仍需加强，部分高附加值绿色产品在贸易与投资环节面临规则约束。全球资本在能源投资领域的地缘政治偏向也进一步强化了制度竞争的战略属性。 最后，国际合作环境趋于竞争化与政治化。在清洁能源、关键资源、核心技术等领域，大国竞争加剧，能源合作的政治风险上升，国际合作空间被不断压缩。面对这种格局，中国亟须从全球能源治理的参与者转向规则塑造者，通过制度创新与战略布局，推动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强化与新兴市场、资源国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伙伴关系，提升能源体系的外部安全韧性与战略主动性。 02新冲击：AI扩张下的能源需求重塑与系统风险 能源安全的另一核心变量，来自需求侧结构的深刻变化。能源需求不仅决定了能源体系运行的底线，也是衡量体系韧性与调节能力的关键指标。从经济学视角看，能源需求并非单纯的物理量消耗，而是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价格机制与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 总体上看，国际与国内主流研究机构普遍预测，中国能源需求将在2030—2035年达到峰值，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平台波动。整体而言，未来十年中国能源需求将呈现“总量趋稳、结构分化、质量提升”的格局：化石能源需求逐步达峰并缓降，电力需求持续增长，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 近年来，AI算法演进、模型训练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呈指数级增长，成为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AI模型的训练与推理依赖高强度并行计算，数据中心与超算集群的单位面积或容量的负荷密度远高于传统工业设备。在全球范围内，数据中心用电量已占社会总用电量的约1.5%，预计未来五年将以每年15%左右的速度增长。在中国，随着“东数西算”工程深入推进和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布局，AI相关设施的能源需求正快速上升，对区域负荷分布、系统调度与电力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战。 更深层次看，AI的扩张正在重塑“算力—电力—碳排放”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传统能源模型普遍假设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将逐步“硬脱钩”，即随着能效提高与产业结构优化，能耗增速显著低于经济增速。然而，在AI快速发展的情景下，这一假设可能被重新定义。算力需求对清洁电力形成持续、集中的新增压力：一方面，AI产业对低碳电力依赖度高，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消纳与电力系统的灵活调度；另一方面，若绿色电力供给、储能与电网扩容建设滞后，AI扩张可能出现“绿色算力”与“灰色能耗”错配，增加系统性碳排放与运行安全风险。换言之，AI的扩张可能使经济与能耗关系呈现“软脱钩”特征——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但能源消费难以显著下降，甚至可能在高位平台上长期震荡。 这种“软脱钩”趋势对能源安全治理提出了新的命题：传统依赖需求自然回落实现减排与降耗的路径难以延续，必须通过制度与技术手段实现“三同步”——即算力增长与清洁电力供给同步、负荷侧灵活性与储能能力同步、碳治理与市场机制同步。否则，AI驱动的能耗扩张可能反向削弱绿色转型成果，使高能耗数据基础设施成为新的系统性风险源。 从空间结构上看，AI扩张正在重塑能源需求的区域分布与调度逻辑。“东数西算”工程推动算力中心向西部地区转移，叠加新能源基地集中开发，形成算力、电力与数据深度耦合的新型区域体系。这一格局有助于促进西部新能源消纳与数字产业发展，但也带来新的系统压力：算力中心用电负荷集中、连续、高密度，增加了输电网络与区域调峰的复杂性。未来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不仅取决于电源侧的装机规模，更依赖于储能、需求响应与柔性调度等负荷侧能力的完善。 03新格局：制度创新与体系治理的重构路径 中国能源安全正从单一的供需平衡问题转向以制度治理为核心的系统重构问题。构建具有系统性、协同性和前瞻性的制度保障框架，是实现能源安全长期稳固的关键途径。面对AI快速扩张带来的新增负荷与结构性冲击，必须将AI相关能耗系统性纳入能源规划体系之中，在总体布局、区域协同、市场机制、财政金融、科技创新与国际治理等层面进行一体化设计与前瞻性制度安排，从而构建以“安全、绿色、高效、智能、开放”为核心特征的能源安全新格局。 （一）AI需求冲击下的能源发展总体规划与区域协调 AI的发展正在成为重塑能源格局的关键变量，其高密度、强时序的算力需求，要求能源规划从“供需静态平衡”走向“负荷动态协同”。未来的能源发展总体规划必须将算力增长曲线纳入国家能源战略约束条件，将AI、数据中心、超算集群的空间布局与清洁能源供给体系统筹考虑。在区域层面，应推动能源与数据的双向流动，形成“算力—电力—碳排放”一体化空间布局。东部地区重点提升电网灵活性与负荷响应能力，中西部地区强化新能源基地与算力中心的耦合发展，南方沿海地区完善储能设施与备用调节体系。要以超高压直流通道、智能电网与数字孪生系统为基础，建立多层次互联的能源输送与调度网络，实现跨区多能互补、跨季灵活调节与跨域风险分担。 与此同时，应将“新基建”作为支撑新格局的关键工程抓手。未来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不应局限于电源与电网建设，而应形成涵盖储能、氢能、智能电网、虚拟电厂、碳捕集与算力枢纽的综合体系。AI本身亦应成为基础设施优化的驱动要素，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实时调度、负荷预测与能效管理，为能源系统提供智能化支撑。 （二）市场机制改革与价格引领作用 市场化改革是提升能源体系效率与韧性的核心抓手。未来应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形成中长期交易、现货交易与辅助服务市场的全链条衔接机制，完善交易规则与信息透明度，提高市场价格的发现功能和资源配置效率。与此同时，要推动“电—证—碳—储”多市场联动，打通电力市场、绿色证书交易、碳排放权交易和储能市场的结算与信息通道，建立统一的交易规则与结算体系，实现能源要素的跨市场流动与优化配置。随着AI负荷快速增长，价格信号将在引导算力中心选择绿电、参与需求响应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价格机制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分层电价、分区补贴与峰谷分时机制，使电价更真实地反映系统运行成本和边际调节价值。通过分电压、分时、分用户的电价改革，引导用能行为优化，促进需求侧响应和灵活性资源参与市场化运行。要逐步减少行政定价干预，让价格信号成为资源配置的核心依据，从而提升能源体系的透明度和稳定性。 （三）财政与金融体系创新 财政与金融制度是能源转型与安全治理的基础支撑。当前应从补贴驱动向价值驱动转型，构建稳定、长期、激励性强的制度体系。要建立绿色税收体系与碳税试点，对高碳行业实施差别化税率，并通过税收抵扣与奖励政策鼓励企业在储能、氢能、碳捕集与能效提升方面加大投资。应适度考虑AI产业相关设施的能耗特征，对其采用能效挂钩的激励与约束并举机制，推动数据中心、算力集群向低碳化方向演进。 在金融领域，要构建多元化绿色投融资体系，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发展绿色债券、碳资产基金、储能REITs等创新型金融工具，拓宽新能源项目、储能设施和智能电网建设的融资渠道。推动商业银行、保险与政策性金融机构建立能源安全投资专项机制，提升金融体系在能源结构优化和风险分担中的支持能力。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发力，将为能源体系在AI需求扩张背景下的平稳运行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保障。 （四）科技创新与产业体系升级 科技创新是实现能源安全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未来应加快构建“储能—氢能—核能—数字能源”的多元技术矩阵，推动能源技术从突破性创新向系统化集成转型。要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能源技术创新中心和企业创新主体，完善从基础研究、工程化试验到商业化推广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同时，应加快智能电厂、虚拟电厂与数字孪生电网的建设，推动传统电力系统向智能化、柔性化和高可靠性方向演进。 （五）国际合作与绿色治理机制 在全球能源格局重构和制度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应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能源治理。要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从建设型向共创型转变，从单纯的项目输出转向制度、标准与技术体系的共建共享。建立能源转型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平台，推动绿色技术、金融标准和碳市场机制在合作国间的互联互通。同时，应积极参与全球碳市场、绿色金融与能源数字治理体系建设，探索与主要经济体在AI能耗治理标准、绿色算力规则等方面的制度合作，推动形成更加公平、透明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通过构建多层次、开放性的绿色金融合作框架，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能源计价体系中的使用比例，增强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04未来展望 到2035年，中国能源安全将从“要素保障”迈向“制度保障”的新阶段，形成以安全、绿色、高效、智能、开放为特征的现代能源安全格局。经过“十五五”时期制度、技术与市场体系的系统建设，中国能源体系有望在结构优化、韧性提升、治理现代化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实现根本性跃升，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长期稳定的能源支撑。 从总体目标看，2035年的能源安全新格局将以安全稳定、绿色低碳、智能高效、开放协同为核心特征。安全稳定意味着能源供需总体平衡、体系运行可靠、风险可控，具备抵御极端气候、地缘冲突及网络攻击等多重风险的能力；绿色低碳意味着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约为30%，单位GDP能耗较2020年下降50%左右，碳排放进入稳定下降通道；智能高效意味着AI赋能的能源系统广泛应用，电力调度、储能管理与负荷预测实现数字化、自动化与自适应；开放协同则体现在区域能源市场一体化、全球绿色合作体系深入发展，中国在国际能源治理体系中具备更强的制度性话语权。AI的深度参与将成为能源体系智能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使能源治理从经验决策转向数据驱动与算法优化。 在供给体系方面，能源结构将显著优化，形成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多元供给格局；在需求结构方面，能源消费将更加高效、灵活与智能；在市场与制度体系方面，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框架全面确立，中长期交易、现货交易与辅助服务市场深度联动，“电—证—碳—储”多市场协同运行；在治理能力方面，能源体系的制度化水平将显著提升。国家层面的能源安全监测、预警与应急体系全面完善，实现多能源协调、跨部门协同与全链条响应；在国际维度上，中国将从能源贸易大国迈向全球能源治理的制度性引领者。通过深化“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合作，构建中东、非洲、拉美三支柱国际合作格局，形成从资源开发、装备制造到绿色金融、标准制定的全链条合作体系。 能源安全的逻辑，正从“防风险”走向“强体系”。面向2035年，中国能源安全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实现从要素保障向体系保障的根本性转变。制度不再只是应急之策，而是稳定能源供需、协调市场机制、激励技术创新、引导绿色转型的关键支撑。AI的崛起为能源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为系统优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其在调度、预测与治理中的应用，将使能源体系从静态防御转向动态优化。未来，中国将通过构建以安全、绿色、高效、智能、开放为特征的能源安全新格局，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度重构中实现从参与者向规则塑造者的跃升，以制度之力塑造能源安全的新范式，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 编辑 刘斌 姜黎审核 何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