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聪工程机械网【大佬专栏】吊装大佬葛礼平人生笔谈(四)：因祸得福 教书育人，小学生活影响了我的一生

葛礼平，南京藤野建设工程公司董事长，中国机械租赁行业协会联盟顾问、南京吊装荣誉会长，坐拥风电、钢铁、石化等产业客户，可谓是南京吊车租赁界的风云人物。从1976年入行以来，40余载如一日专注吊车领域，对行业及市场有着不可多得的理解与认知。在市场环境并不乐观的当下，71岁的葛礼平愿意用自己独有的逆向思维和人生经验谱写一个新的传奇，分享给行业同仁。

葛礼平，中国机械租赁行业协会联盟顾问、南京吊装荣誉会长、中租联专家库成员、南京藤野建设工程公司董事长。

1957年到1963年我读小学，那时候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其他人家都比我们家好一些，因为我家有兄妹九个，比其他家困难的多。

虽然那时学费只要2元，但也常常交不起，班主任老师被校长逼的没有办法，只好让我们回家去要，要不来就罚站，为此我不知道被罚站了多少回。

但是凭心而论，学校也算是公道的，体谅穷人家的孩子，新学期报名，只交书本费，学费可以欠账，先上课，然后慢慢再交。

记得上五年级时，一个姓李的校长（我记得他有一口金牙），把我和另一个班的黄同学叫到办公室，让我们回家向父母要学费，这位黄同学回家后再也没回来，而我坚持不回家，我知道回家也要不到钱，兄妹九人大都在上学，哪有钱交学费，后来班主任求情领回教室继续上课了，全班已只剩下我最后一个没交学费。我清楚记得那是1961年下半年，快到元旦了，五年级上半学期。其实，我也很自责，真的不想上学了，和那黄同学一齐回家算了，如果走了，也许一生走另外一条路了。那位黄同学1965年进了一家军工厂当上工人了，因祸得福，后来我下乡当知青了，几次见到面他都取笑我：多读了几年书，反而当农民了！

去年我回到当年小学，教室没有了，但黑板那面山墙还在，黑板已不是以前木质的，但黑板前一米的地方正是我当年罚站的地方。

好容易熬到1963年小学毕业了，那天照毕业照，一身衣服破烂不堪，幸好一位同学借了一件上衣，才照了这张毕业照。这个同学的名字叫李宝明，五十多年过去，仍清楚的记得他的名字。

这照片也是我唯一的一张小学时的照片。

那时，我非常顽皮，也很有意思的。

小学刚报名时，姓名是葛礼虎，老师和家长看我太调皮了，把虎字去掉换成平，意思让我平平静静一点，但是依然象个翻天猴子一般，从来就没有安份过一天。

还没上学，学校教室是在山脚下，有个台阶通到山上老师办公室，大概有七、八级，比我大的孩子们从第三、第四级台阶往下跳，而我竟然从最上面台阶立定向下跳，没有一个人敢跟我比，好英雄啊？可惜英雄也有失手的时候，一次摔了个狗啃地，満头満脸都是血，至今耳朵上还留下疤痕。

比我大的孩子服我，更不用说比我小的，我就是个孩子头。一呼百应，大概我至今的強势风格与当年的孩子头有点关联吧？

不要看我平时调皮捣蛋，从来不好好读书，但天生聪明，学习成绩从来不差到哪儿去，读书那么多年，从来没有挂过红灯，只是不会唱歌，五音不全，本来是要挂红灯的，但是音乐老师想想这个孩子还是挺讨人喜欢的，给了个60分！真伤了我的自尊，我的成绩报告单很少低过80分，我们一家都会读书，哥哥姐姐成绩都非常好，大哥大姐非常聪明，都考上南京最好的学校。爸爸看到我的报告单，笑道，调皮鬼，还算可以，可是以后不准在家唱歌，60分，没资格在家唱歌！我爸爸唱歌非常好听，他唱着苏武牧羊，那时我很小，虽然不懂歌词，但听着听着就想哭，不知为什么，曲子太悲伤了。我的大堂哥，是中国很有名气的军旅音乐家，葛礼道，网上可以查到的。据说葛家的祖辈有一个人是皇宫里的乐师，所以后辈们都会唱歌，只有我不行，随我妈五音不全，但也随着她的善良。

直到现在我也不敢在大众面前唱歌，所以从来也不去K歌跳舞什么的，没有兴趣。甚至所有的娱乐活动都不会，什么打牌麻将都一窍不通。

小学的经历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仔细回忆起来，我有今天的成就，与一个老师分不开。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直到毕业我们班主任从来没有换过人，她就是蔡承凤老师。表面上看起来很凶很厉害，其实她完全是为了你好，小学四个班，我们丁班出来的人才最多。小学毕业考初中，丁班一大半同学考上镇上最好的公办中学。

现在的老师真没法与那时的老师比，从内心关心每个学生，从不谈什么报酬。我贪玩调皮捣蛋，她对我比其他人严厉多了，但更多的是关爱。她常对我父母说，这个孩子虽调皮，但不讨厌，好好培养，他聪明，将来会有出息。我的爸爸非常懂老师的意思，很少打骂我，一有好成绩就夸上几句，按现在的话来讲，好孩子是夸大的。

老师其实很喜欢我，知道我贪玩，放学了常常带着我到她家写作业，她家住在一个监狱的大院子里，很少有外人能进去。

有时候，我们一群小屁孩脏话连篇，可我的老师不准我讲一句脏话，她的这番要求让我在以后讲话一直很文明。我们这群野孩子动不动就打架，这方面老师管教的特严厉，我不敢越雷池半步，所以这一辈子从不打架，文化革命武斗那么乱，我也从未动人半个指头，有人不相信，我长得人高马大的，从不打人。结婚以后，常常听人说打老婆，我心想女人是用来疼的，怎么下得了手打她呢？

那时候的老师认真，贴心，负责任，德育教育也很认真，教育我们如何做人。

一次一个叫黄永干的同学翻墙逃票看电影，（直到现在我还记得电影的名字叫红孩子）抓住后自报名字：小老虎。那时候人穷，5分钱电影票也买不起，但老师不这么认为，人要诚实。于是第二天上课，她让我罚站，承认错误，因为我的小名也叫小老虎，而且名气大多了，我当然坚持不承认，站了一上午，直到黄同学承认了，才放了我，但就是这样，她眼光里还是凶巴巴的，她不希望我出一点错——出自一种亲人的关爱。

很是可惜，手中没有一张她的照片，也不知道老师去哪里了，听说去了宜兴一个监狱，她丈夫是个监狱干警，现在也应该有八十来岁了。